写在前面
我似乎并不具有什么欣赏艺术的天赋，丘吉尔——他得了 1954 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凭借他长得要命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这还没什么，毕竟诺奖很少能够超脱于政治，但他居然还会绘画！我第一次知道这个时的惊讶程度，不亚于我得知爱因斯坦去过上海，还说过“这里生活着世界上最悲惨的人民”这种话时的程度。他在爱好上似乎不是个典型的帝国主义政治家，至少不是我心目中的那种，这不与他令我厌恶的保守立场，以及二战后他上台时采取的一系列典型的帝国主义政策相悖——著有一篇散文《我与绘画的缘分》，被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百年世界散文选》收录，其中写道他去美术馆时的感受：“嗣后，美术馆便出现了一种新鲜的——至少对我来说如此——极其实际的兴趣。你看见昨天阻碍过你的难点，而且你看见这个难点被一个绘画大师那么轻而易举地解决了。你会用一种剖析的眼光来欣赏一幅艺术杰作。”很不幸，这种体验——或许可以类比为阅读中的“顶峰时刻”——从未降临在我身上。从小到大，参观美术馆时，我就会开始打瞌睡，抑或是玩手机，欣赏我可以理解的艺术。诸如约翰内斯·维米尔的《倒牛奶的女仆》这种屡见于各式美术课本的名作，在我眼中和米山舞的插画无甚差别，我甚至不会掩饰自己更喜欢后者——在“视觉艺术”方面，我可被判定为半文盲。
但事实偶尔也会改变。
读者们应该都知道 BBC 拍摄过杜甫的专题纪录片，甚至将他遥尊为“中国最伟大的诗人”这条不新的新闻。八十年代以来，中英文化交流的常态是；我们对英国人从莎翁到拜伦到 JK 罗琳的一切家底都如数家珍，而英国人连鲁迅是何人，和周树人是什么关系都未必清楚。（My pre-stated apology for my possible offensiveness for any British readers) 杜甫能继曹雪芹后再入英国人的法眼，发挥“争气君”的余热，可见着实非一般文人。冯至——鲁迅不拘流派地称赞他为“中国最伟大的抒情诗人”——同样对杜甫推崇备至，说他是自己在抗战中愈来愈接近的两大诗人之一（另一位是歌德，见冯至《歌德与杜甫》），他在自己著名的《十四行诗》中甚至专门留了一章给杜甫：
“十二
你在荒村里忍受饥肠，
你常常想到死填沟壑，
你却不断地唱着哀歌，
为了人间壮美的沦亡：
战场上有健儿的死伤，
天边有明星的陨落，
万匹马随着浮云消没……
你一生是他们的祭享。
你的贫穷在闪烁发光
像一件圣者的烂衣裳，
就是一丝一缕在人间
也有无穷的神的力量。
一切冠盖在它的光前
只照出来可怜的形象。”
“杜甫从未被困顿压倒，他在逝世前仍然写出了一首三十六韵的长诗《风疾舟中伏枕书怀三十六韵奉呈湖南亲友》诗中云“战血流依旧，军声动至今”、仍以国家的灾难为念，仿佛真是有无穷的神的力量在背后支持他的精神世界。杜甫早在他创作的《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中就说’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他把自己比作葵藿，“葵藿倾太阳，物性固难夺。”
这让我想起梵高著名的《向日葵》，冯至在《十四行诗》中紧接着就给梵高留了一个位置：
“十四
你的热情到处燃起火，
你把一束向日的黄花
燃着了，浓郁的扁柏
燃着了，还有在烈日下
行走的人们，他们也是
向着高处呼吁的火焰；
但是初春一棵枯寂的，
小树，一座监狱的小院，
和阴暗的房里低着头
剥马铃薯的人；他们都
像是永不消溶的冰块。
这中间你画了吊桥
画了轻倩的船：你可要
把这些不幸者迎接过来？”
多年以前，我看过一篇文章，“我”在 1930 年代居住上海时，偶然路过一家商店，橱窗里挂着《向日葵》的仿制品，我不知不觉竟看入了迷，每天都要在此驻足。后来将它买下，挂在客厅里，每天一有空就隔着茶几凝视，从中，“我看到了欢欣，也看到了寂寞”
文革期间，“我”被下放到农村，某天，在推粪车时，“我”突然想起自己的女儿，她三岁时，站在桌子上对着爸爸妈妈咿咿呀呀。这不合时宜的温馨回忆来得太过突然。假使令女儿看到现在的自己，真不知她会作何感想。这个念头使“我”陷入无限的惘然，这时，“我”突然在粪车旁看见了一棵向日葵，像火一般嫣红的向日葵。它朝向血红的夕阳，在微风中无声摇曳。
这个故事常常会在黄昏时重访我的脑海，高考后，我也买了一幅仿制的《向日葵》。明明不过是凝固的色块，却意外地富有动感，画面中央的向日葵，像是在无声叹息，又像是因极大的愤怒在无声颤抖。
“1886 年梵高在巴黎接触印象派后，他的调色板一改过去幽暗的色调，他开始寻找另外一些颜色来表达他对世界的感受与认识。他对弟弟提奥说：'我需要太阳，我需要那种炎热非常、威力无比的太阳……现在我明白了，没有太阳，就无所谓绘画。也许，可以使我趋向成熟的东西就是这个威力无比的太阳’1888 年 2 月，梵高来到法国南部的阿尔勒，那儿明亮的阳光和纯净透明的空气展现了一个他未曾见过的新世界，他终于找到了属于自己的颜色—明亮的、燃烧的黄色，他疯狂地画着，为的只是把他内心燃烧的东西表达出来。于是就有了那些令人见之难忘的黄色的向日葵，每一笔每一点都充满紧张感与紧迫感，仿佛是一道道燃烧者的火焰。看着那些变形的植物，仿佛是画家太强烈的生命力无处发泄而骚动着，给人一种随时都有可能喷射出来的感觉。”
那棵向日葵，它感到身边的阴冷，如同陀氏笔下的死屋般死气沉沉，昔日的同伴如今无处可觅，它仿佛张爱玲口中踽踽独行于原野上的现代人，鲁迅笔下孤身向着坟前进的过路客，寂寞的魔咒笼罩着它。因而即便是它生命力的喷射，都不可避免地带着“安德莱夫式的阴冷”，然而它毕竟是向日葵，它追逐光明的生命本能为这“虚空的虚空”注入了无限欢欣，那是生命对自身强有力的肯定，这是阿尔勒对梵高的魔力，也是梵高生命之所系。
同时，也“正是这样一种‘倾太阳’的高昂精神与人生哲学，使得杜甫的贫穷生活能够闪烁发光，‘一切冠盖在它的面前/只照出可怜的形象’”
应该指出的是，杜甫口中的“太阳”就是皇帝。即便是作为最优秀的中国文人之一，杜甫在思想上也难以挣脱时代的强大束缚，脱离“忠君"的魔咒。这当然不足以贬低杜甫，但是，我们总要感到一丝遗憾。杜甫在战乱流离间随人拾橡果，挖黄精充饥，可谓被逼至人类生存的极限，稍能喘息之时，却只能将自己无限的忠心、满腔的热血与生命力寄托在一个荒原上的小小朝廷上。朝廷是什么东西，皇帝是什么东西？历代中国文人给出的答案已再明晰不过。看看四散流离中的杜甫如痴如醉地描绘着他心中的阿尔勒——三寸朝堂，再看看千里之外真正的朝堂上在发生什么，真要使此后历代的评论家“陷入永久的沉默”。
然而，这不妨碍我们对杜甫那“像火一样燃烧的向日葵”的姿态给予充分的肯定。“杜甫创作诗歌的那十几年岁月大部分是在流亡与漂泊中度过的，他写他的时代和自己的生活都是蘸满血泪，沉郁悲哀，但读后并不让人觉得消沉，反而是高扬了积极向上的人生意气。”，冯至诗中的第二句，“点化了杜甫借酒消愁时依然想到死填沟壑（杜甫《醉时歌》：“清夜沉沉动春酌，灯前细雨檐花落。但觉高歌有鬼神，焉知饿死填沟壑。”）更不必说本人在战乱辗转中全家忍饥挨饿，子亡女啼的惨状了。但是，在那种难以想象的艰辛生活中，杜甫却‘以饥寒之身永怀济世之志，处穷困之境而无厌世思想’，在流亡和漂泊间创作了大量痛惜祖国山河破碎、同情人民在战争中遭受苦难的优秀诗篇，他的诗都是‘为了人间壮美的沦亡’而唱的哀歌。”
我的头脑中一直藏着这么一个小小的幻想：杜甫死后，他的魂灵并未来到中国人所熟悉的阎王殿，当他回过神来时，他已身处一片花海中，目力所及之处，全是密密麻麻地生长的火红的向日葵。杜甫一定对这样的情况有些摸不着头脑：再也听不到兵车的轱辘声、逃难路上黎民百姓的哀嚎、战场上士兵中箭倒地时发出的闷响，只有微风若有若无的低语，和自己脚步穿过花田时的窸窣作响——这是他后半生中再未体会过的彻底的宁静与和平。他向前走着，不知何时出现的两行清泪打湿了向日葵的花盘，它们低着头，仿佛因过大的感情而克制着自己，无声地包容着诗人渐渐决堤的情感。又一阵微风拂过，突然，像预先排练好的一般，身边的向日葵齐刷刷的转向了同一个方向。诗人抬头看去：太阳，从未见过的无比耀眼的太阳，整个世界一时都沐浴在神明般圣洁的光辉中，没有一个生物发出一点细响。那个时刻终于到来了：诗人跪坐在地上，被无数的向日葵包围着，放声大哭起来。
时间仿佛静止了，不知过了多久，他停止了哭泣，这时，他突然看见天边出现了一个小点，而且还在慢慢变大。很长一段时间里，它都保持着这个模样，之后，从某个时刻开始，它开始显露出人形，那是他从未见过的异域之人的模样。
终于，那人来到了他的面前，腋下夹着一块稀奇古怪的木板，头顶着一顶略显滑稽的草帽，下面是深陷的眼窝，像稻草般金黄的胡须。他们就那样无声的伫立在花丛间，如不知疲倦的雕塑，又过了几世纪般漫长的时间，接着，他向诗人伸出了手。
我的想象从未越过这里，因为我睁开了眼，发现自己泪流满面。我擦了擦眼角，感到前所未有的欢欣与寂寞，接着，我再次回到生活的洪流中，不发一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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