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不是请客吃饭,是玩儿命的买卖。站在岸边只看到波澜壮阔,看不见暗潮汹涌。"
此书观察政府在经济中发挥的作用,如书中所说,中国政府事实上深度参与了经济的生产和消费,不可能把政府认为只是公共服务的提供者。从中观至宏观的角度,书以政府的规则调整为抓手,通过缓缓相扣的经济传导,揭露的主体间关联与博弈。不同于《激荡三十年》微观视角 - 宏观背景的企业家个人兴衰史的激昂,不同于《货币论》一般理论框架的冷静细腻,这里只有现实的驳杂。
就历史论,决策都受到历史决策的影响,那么第一次高潮要追溯到分税制改革。朱总理带队逐个对十几个省谈判,虽然省通过推迟基数年、突击征税的腾挪手段,将省的获利推高接近 1.5 倍,但是改革最终集中了财权到中央,大大加强了中央的宏观调控能力。但是道理是有升有降,地方财权被挤压,刺激了土地财政的飞速发展。
单位停止分房和土地指标的分发,使城市拥有大量可用土地。一面供应工业用地,招商引资增加税收;一面有限工业商业用地,引入的工业人口推高土地价格。土地逐步引入市场,接受货币定价。金融工具也介入,土地使用权转移给融资平台,土地夹杂政府信用质押贷款,获得了开发资金当然也是大量债务。或者提供土地给民企,如“华夏幸福”,从产城结合中获利。
政府信用在刚起步金融体系中地位甚高,使产业基金在招商引资中有巨大作用。在《新预算法》刺激产业基金大幅增长之前就有许多业绩,京东方屏幕生产线依次找深圳上海政府,由于海外资本“夏普”的干扰未能成功,最后合肥市产业基金出资 30 亿,带动社会资金 90 亿,推动了项目建设,突破技术封锁。
计划经济的历史让政府掌握地权财权,决定了政府深度参与经济,对比其他国家尤为特色。然而几十年间经济快速变化,过去的经验在将来也要面临考验,随着土地金融的减速,地方没钱降工资的事件屡屡听闻。刚刚发行一万亿债券将地方的隐形杠杆转移到中央。过去隐形债务的高利率多少扭曲了货币配置。工业化城市化的迅速是以人的收入为代价,忽略了城市的中心“人”。这些“新”历史又将迫使我们走向何方呢?书中有建议,但没有答案。市场如此复杂,每一次产业升级需要政府、社会力量、技术等等要素巧妙配合,期间有破坏有腐败也有奋斗有经营,依然发展。我作为一个普通人,不久也将进入到经济活动中去,反过来经济也要求我以及他人的参与,所有的主体都相互牵连。理解特色的经济,如果能从趋势中获一些利是最好的,如作者在最后所说,“生活过的好一点,比绝大多数宏伟更宏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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