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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毕业后的这四年，刘同绝大多数时间都是在老家那间 10 平米的小卧室里度过的。
为了避免懒散犯困，她一度将床单被褥全都清了出去，能用得上的只有桌椅，以及占满一整个飘窗的复习资料。刘同还专门给自己换了一张最硬的木板凳，不带靠背，外加了一个脚垫。每天早上起来，她把身体钉在桌子前，命令自己，双脚不能离开那块垫子。
考研一战失败后，她在那个房间里备战了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的研究生考试，又备战了第一次、第二次公务员考试，以及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编制考试。
文｜孙小野
一
八年前，刘同的高考分数刚过一本线不多。她身处西北五六线小城，家里都是普通工人，对于志愿填报给不出多少建议，大家最后定下的思路是，先确保省内一个稍好点的学校，之后再看专业。
于是她把选定学校排名靠前的专业都填了一遍，她已经不记得都填了什么，只知道最后被调剂到了石油工程系。刘同的父母从字面意思理解，觉得和"石油"沾边的，总是在涨价的。
入学后，刘同很快发现，同专业的同学大豆来自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的职工家庭。刘同忽然有了危机感，她没有那样的家庭背景，不知道毕业后具体能做什么。她只能努力学习和考试，保证自己成绩在班上前列，不要掉队。
但本科专业通道狭窄且把守森严，即使她通过层层选拔，大概率也会被分到偏远的油田工作。于是刘同决定，先考研，转向就业面更广的方向，至少先从重工业离开。**不过她不敢离得太远，而是小心翼翼把方向定在了精细化工类，和本专业所学有交叉，但应用更偏日常。**这些信息是她从表姐的一个同学那里得到的，欣喜且莫名的鼓舞后，她把读研的目标定在了那个学姐的毕业院校，一所南方的 211 大学。
大三寒假结束，考研的同学太多，刘同没有抢到自习座位，只能在不同的教室里打游击战，运气好时，找到的教室整天都没课，她会一直待到晚上 10 点多。2018 年底，刘同第一次考研，分数过了国家线，但没能进入面试。她认为自己复习布局得比较晚，不及别人用功，这种投入产出比算挺高了。
那一年研究生的人数为 290 万，录取人数为 81.13 万人，刘同原本有机会被录取。当时本校老师给她电话，说她在校成绩优秀，可以调剂回本校读研。父母对这个消息很兴奋，觉得能“一举上岸”。但刘同觉得，继续留在本校读研，既不能提升学院背景，也无法转方向，没有意义。她坚定地推开靠近的小船，继续沉入水中，全力投入到下一年的考试。
刘同对高学历有很强的滤镜。 上大学前，她和爷爷奶奶一起生活，出生在上世纪 40 年代的工人夫妇曾经托举大儿子，也就是刘同的叔叔进入全国顶尖名校，成为街坊邻里的美谈。但全家骄傲的儿子大学毕业后即早逝，夫妇俩陷入长久的悲痛。退休后，他们把一部分希冀投射了小孙女身上，对她的教育非常重视。
可刘同不算天资聪慧，小学的奥数需要爷爷带上老花镜，学会了再教她。初中之后，爷爷教刘同显得吃力，就给刘同请了家教。在刘同的印象里，爷爷奶奶对她的认可，仅限于偶尔表扬她，饭菜吃得干净、帮忙洗了碗筷。
他们真正发自内心表扬的，还是那个早逝的儿子，感慨他多么优秀，当年回家，都是先干家务活，再挑灯学习。叔叔在刘同出生前就去世了，她连叔叔的一张相片都没有见过，却一直生活在隐约的对比里。对刘同，爷爷奶奶即使在人前说她性格好，也会在后面加一句：就是学习不够上心。“优秀”是他们评价一个人的最高级词汇，和学历直接挂钩。高考结果已无法回转，她不想再错过考研。
因为第一次考研失败，2019 年夏天，刘同大学毕业，收拾行李回家后，立刻钻进了卧室复习。那一年全国考研报名人数为 341 万，比去年增加了 51 万人。得益于第一次考研积累的信心，她相信第二次的成绩肯定会有提升。
的确，第二次考研刘同进了复试，几乎摸到了那个所谓的岸边。但疫情突发肆虐，面试改成了前所未有的线上形式，在 1:1.5 的差额录取下，她被刷下去了。刘同将失利归结为缺乏面试经验，且初试分数不够高，“如果我初试第一，被刷的人就不会是我。”，岸上泥土松软，她挣扎着，还是没能爬上去。
接下来，要不要“三战”的问题上，一家人开始出现分歧。爷爷奶奶觉得，两次失败已经足够了，不能把时间全荒废在家里。刘同把这种劝告看作是，他们认为她根本做不到，心里很不舒服。
家里人又给刘同在国外的表姐打电话，表姐和刘同关系亲近，担心她三战压力太大，建议她多朝外面看看。表姐举了很多例子，说明专业和学历在工作里没有想象中那么重要。刘同说：“那是因为他们有，所以可以不在意。”提升学历成了一个坎，考研也是刘同和自己的战争。
二
二战像一个分水岭，和她同级的人，大部分都考走了，没考走的也进入了工作状态。刘同的高中算当地拔尖，很多同学都跻身名校，刘同考研 211 学校却接连失利，心里落差很大。因为不想被人问到，最近在做什么，她主动切断了与大部分人的联系。
家里人嘴上依然支持，但偶尔会提起，她本可以上岸的那次机会，或者开始讲别家小孩找了什么工作。刘同努力屏蔽着这些，坚持早上七点起床，专注复习到半夜。她给自己设立了诸多规矩和惩罚机制，比如在桌子前的时间以 2 小时为单位，期间不能起身，不能去厕所，脚离开了脚垫，晚上得多看半小时的书。
她开始严重失眠了，白天做题时，恐惧随时会袭来，觉得自己复习远远不到位，或者猜想，是不是又考不上了。负面念头裹得喘不过气时，她就躲起来默默哭一阵。晚上躺在床上，她经常辗转到凌晨四点才昏沉睡去。而一到早上六点半，她又自然醒了，开始面对新一天的学习任务。遇到不会做的题，她会崩溃地扔东西，等心情平复一点，再把东西一件件捡回来。到了复习后期，刘同的焦虑崩溃越来越频繁，严重时会用头撞墙。
刘同和最要好的几个朋友还保持着联系，她尝试倾诉，但都是点到为止，怕说多了别人会烦。复习的卧室成了唯一的安全屋，只有把眼泪擦干，调整到轻松愉快的神态后，她才会走出去面对他人。她害怕父母知道自己的情况，那样的话，也许压力不仅无法缓解，反而容易继续升级。
可是紧张压抑的氛围还是穿过门的缝隙，快速蔓延到家里的每个角落。刘同的父亲工作在外地，一两周才回来一次，母亲失业在家。母亲文化程度不高，不知道怎么帮忙，就经常在网上刷各种考研视频，有用没用的，都存下来让刘同看完。
母亲急切地希望给刘同的接连落榜找到理由，最后定性为她起床不够早。刘同反感这种任意的批评，潜在的矛盾慢慢积累后，有一次，刘同洗碗忘了沥水，母亲忽然发了很大的火，劈头盖脸地痛骂她。刘同没有为自己辩解，而是站在一旁默默流泪，等到母亲说累了，才回到卧室继续复习。刘同觉得，一切的矛盾都因为她考研失败，所以家人想发泄情绪，自己也应该承受。
2020 年底，在孤独且高压的状态下，刘同勉力完成了第三次考试。当年院校接连扩招，但报考人数也比头一年增加 36 万人，达到了 377 万。录取比例再次降低，刘同虽然已将报考学校换到省内一所 985 院校，但英语成绩没过国家线，再次被死死绊住。
考完试后的一天下午，晚饭喝汤，热气蒸腾，刘同取下蒙雾的眼镜。母亲注意到她浓重的黑眼圈，训斥她怎么考完试还在熬夜，是不是在玩手机。这一次，刘同的委屈汹涌而出，哭着说，自己已经很久很久，没有好好睡过觉了。母亲带她去医院，诊断出中度焦虑和抑郁，需要服药。刘同绝望地往水底沉，母亲对她说：“如果考研让你这么难受，让你生病，那就不要再继续了。”
但停止考研的话，背着空窗两三年的履历，刘同出去很难找到好工作。 她觉得，不如继续争取一个应届生的身份，增加就业筹码。那时候是 2021 年初，市场环境开始下行，当年考研的人数陡增 80 万，达到 457 万人，比刘同第一次考研，多出了 167 万人。
大环境下，刘同不费力做出了四战的决定。历经挫伤后，这一次，刘同把考公也列入日程，同步推进。但考研是来自强烈的自我驱动，考公则更多是刘同父母的意愿，在他们看来，反正研究生毕业后还是要下水，不如直接游往下一个岸。
刘同第四次考研时，正值疫情严重的频繁封控期，波折丛生。先是全家通宵等待，才在开考当天早上六点多，接到考点安排的通知。随后的专业课考试中，因为准考证的疏漏，刘同的计算器被监考老师依规扣下，在距离交卷半小时前，才核实清楚还给她，结果为时已晚。
那次考试的结果，刘同在考场上就已经有了答案。她坦然地接受了，第四次是她给自己的最后期限，和她同级的本科同学大都已硕士毕业，她也到了必须该考虑经济问题的时候。
三
直到如今，想到“考研”这个词，刘同依然会难受，有一种被塞进盒子里的窒息感。旁人问起，她会说自己“不够努力”，她依然觉得：“我早上六点多起，总会有人五点起，我晚上学到一点多算晚，别人照样学到两三点。”刘同寄希望于未来，她想等自己足够的经济能力后，再去读一个非全日制，或者申请国外学校。学什么都不要紧，主要是解开这个心结。
而眼下，刘同要自己去面对生活层面的压力了。但在书桌前坐了好几年，社会环境已变化剧烈，她所谓的规划在现实面前显得不堪一击。考试好像成了她能掌握的唯一武器，她还是没能走出那个房间。
从 2022 年初开始，在家人的督促下，刘同开始全力考公考编，从一个考场走向下一个考场。
编制考试的内容本身比考研难度低，但对刘同而言，压力不降反升。受制于本科专业，刘同只能报“三不限”的岗位，竞争堪称惨烈。刘同经历过 500 多人，甚至 900 多人争抢一个名额的考试，全部落败。
上岸的几率越来越低，刘同身边还有几个困在考公里两三年的朋友，有时会相互诉苦。在网上，全职考试好几年的例子比比皆是，大家像是拥挤在水边，胳膊间相互碰撞。
刘同继续钉在书桌前，不断地重复前一天的生活。她已经好几年没有过连续完整的休息了，甚至过年也只敢歇两三天。她太想出门旅游了，还想有空学学乐器，或者只是发发呆。而现实是，即使偶尔看到窗外阳光很好，想放下笔出去走走，她也会劝说自己，什么都没考上，算了吧。
在考编制接连受挫后，有一天半夜，失眠的刘同听见父母在隔壁房间吵架。父亲在家时间短，对刘同的情况知之甚少，他言辞激烈地高声抱怨，就是你惯着她，一会儿考研，一会儿考公，这么大年纪，一事无成。刘同默默听了一阵，最后实在忍不住，去拍父母卧室的房门。没等父母反应过来，她在门外哭着大喊：“难道我希望变成现在这样吗？”
四
今年夏天，距离刘同本科毕业 4 年后，在又一场事业编考试完成后，刘同决定从家里搬走。
因为不想带着愧疚感在父母面前生活，也因为老家发展落后，刘同开始在网上疯狂投递简历。为了避免第一轮就被淘汰，她扩充了兼职经历，还预备了一段创业失败故事，胆战心惊地把履历上的大段空白补齐。
但雇主反而理解这几年的特殊情况，没有询问太多。她顺利地找到了人生中第一份全职工作，在省城一家教育公司带小孩做化学实验，既和她的学科背景挂钩，也不会太累。拿到 offer 的第二天，刘同迫不及待地收拾行李坐上高铁，头也不回地离开了家乡。
走之前，刘同把飘窗上越垒越高的复习资料全都卖了废品，几毛钱一斤，总价不到十块钱。窗台被清空后，屋子一下子敞亮了很多，刘同发现，那间小卧室的采光其实挺好的。
从 2018 年第一次备考研究生的春天算起，到 2023 年的夏天，刘同已经在书桌前坐了 5 年，在老家房间里整整封闭了 4 年。这是她的 21 岁到 26 岁。
离开家之后，刘同像一个什么都没见过的小孩，带着一股学生气，看什么都好奇，下班路上一朵粉色的云，都能让她开心半天。
在那份一个月几千块的工作里，刘同惊讶地发现，很多同事都是研究生，有的来自她曾经报考过的学校，有的来自海外名校。在人才济济的公司里，领导经常以各种理由克扣课时费，承诺的六千工资，最后实发只有三千。此外，领导还会污蔑有分歧的女生，暗指她们有生活作风问题。初入社会的刘同实在无法忍受，选择了离开，也是唯一离开的。
如今，刘同又投入找工作的大潮中，每天早起面试，路上往返两三小时。她觉得自己留在原地太久了，想要尽快追平别人的时间，把几年的差距补上。
而让刘同没想到的是，她身边考上研究生，毕业后顺利进入国企的同学们，会有一天反过来羡慕她。一个油田子弟，研究生毕业后被分配到甘肃某县，另一个名校毕业的朋友，被安排到了更偏远的地区，晚上要在野外值班，牵着一条狗在作业区巡逻。聊天时，他们感慨人生已被圈定，刘同身上却还有无数可能。
刘同当然没有表面上那么自由。即使她已经离家工作，依然无法轻易离开考场。考试仍在继续，下一场考试被安排在 9 月底，
父亲又找到刘同的表姐，让她劝刘同尽快回家复习，辅导班花费几万都没关系。表姐提起如今考公难度真的太大，刘同父亲犹豫了一下，说：“可是总有人考得上。”体制外的选择，实在超出了他的认知范围，看上去似乎都不可靠。
刘同现在对生活的感觉是，好像在路上走着走着，脚下的陆地忽然被瓦解，人直接跌落进水里，所有人都告诉你，要拼命游，游上岸。但上了这个岸，还有下一个岸，前面好像总有一片更大的海，而她脚下的那一小块土地如此脆弱，家人的认可、社会的评价、周围人的眼光，甚至是七大姑八大姨的闲言碎语，都会将其击碎崩塌，让她直接掉进水里。
刘同明白，如果能够抵御或忽略来自外界的攻击，她也不必继续游下去，可是她清楚自己的性格，无法真的忽视那些评价标准。如果人生真的有岸，她真心羡慕那些内心足够强大的人——他们好像一直都站在岸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