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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拜物教——GDP 批判
原创 紅葉泡紅茶 2024-01-07 20:47 发表于上海
引言
GDP 只能用数字反映您与意识形态的关系，仅此而已。它无法测量美、天赋、财富、幸福、爱或人生意义。
一个关于 GDP 的众所周知的老笑话是这么说的：两个人打赌，如果甲吃掉了一块粪便，则乙给他一千万。甲赢了赌局，但吃了粪便后心里非常不平衡；乙也认为自己白白损失了一笔巨款。因此甲说，如果乙吃掉另一块粪便，则甲也给他一千万。乙为了赚回失掉的钱吃掉了它。最终两人非常失落：他们没赚得一分钱，却每人吃了一块粪便。这时丙安慰他们说：你们尽管没有盈利，但却增加了两千万的 GDP 呀！
实际上这个笑话并不成立，因为这种赌约并不会计入 GDP。但是它至少说明了一些真相。第一，GDP 已经成为非常重要的生活目标，人们会为了它而牺牲自己的快乐。它无疑成了当代最重要的数字，它的一举一动都会影响一个国家的经济生活。它就像是拉康所谓的“主人能指”一样发挥作用，而 GDP 取得统治地位不过短短半个世纪。第二，GDP 存在问题，例如它具有随意性，容易被操纵；它可能模糊了生产和非生产的边界，等等。
这个笑话曾广泛用来暗示政府对 GDP 的操纵。实际上，除了中国之外其他国家也存在类似的情况。1987 年，意大利政府通过一个不那么科学的操作（强行估算地下经济产出）让 GDP 突然猛增五分之一，超越英国成为了第五大经济体，这增强了国内的民族主义自信和国民的认可度，当年举国上下一片狂喜——尽管生活水平依然如常。这个新闻作为一个症状，传达出来的信息是：
第一，GDP 可以因统计方式不同而变化。尽管联合国统一公布的“科学的”统计原则限制了政府的操作，长达 700 多页的核算指南几乎没有任何人能够透彻理解。然而我们后文会指出，看似科学的统计中包含着数不清的暗箱操作的空间。许多项目本身就难以统计，还有许多需要斟酌处理的空间，这些会造成数据失“真”，给政府的估算方法留下了操作空间。
第二，GDP 已经是统治合法性的基础了。政党选举和连任的核心指标就是能否提升 GDP；政策的有效性也首先用 GDP 衡量。GDP 本身并不能代表生活水平、国力，但它总是暗示着国力和生活水平，就好像卖火柴的小女孩在火焰中看到奶奶一样，尽管虚幻，但满足却是真实的。
以上内容说明，除了统计学和经济学的重要性之外，这个数字更重要的是政治功能。从诞生之初，这个数字就和政治绑定在一起。配第作为核算方法与理念的提出者，一开始就将其命名为“政治算数”，并服务于战争和其他政治目的。同样，英美两国核算工作的兴起也是服务于政府的经济政策，以解决特定的政治任务（例如走出萧条或赢得战争）。美国核算工作的发起人库兹涅茨也正是因为模糊了政治目的最终被踢出局。这种事实长期以来很少人提及。
这么说来，那个知名的苏联笑话应该适当修改。苏联红场阅兵中，在最后出场的原子弹阵列后走来的是国家计委，因为他们的破坏力比原子弹还要大。这个笑话不一定符合历史事实，但如果它修改如下，则一定符合历史：美国阅兵时原子弹后走来的是库兹涅茨——因为他的国民收入核算理念对战争胜利的贡献不亚于几个师（加尔布雷斯原话）！但是，GDP 与政治的紧密关系在当代的经济研究和日常意识中却常常被（也许是有意地）忽视了。
综上，本文将从经济理论和思想史的角度，简要地谈谈 GDP 的发展、概念和矛盾。今天，每一位中国公民都无比关心 2023 年的 GDP 增速，仿佛它自身充满着意义；它的大小似乎直接影响了每个人的生活。统计局常常发布一个看得过去的数据，而微观个体的感受却并不满意。宏观数据和微观感受存在温差。这就有必要在 2023 年 GDP 还未公布时，问一下这个数字意味着什么了。
GDP 的概念
GDP 全称国内生产总值（Gross Domestic Product），乍一看它是一个非常清晰并且无争议的概念，但实际上“国内”、“生产”、“总”三个概念都是经过许多理论和实践上的争论才最终定调的。
首先是“国内”（domestic）概念，与“国民”（national）概念相对，意味着任何非本国公民占有的生产要素的产出也计算在内。1991 年美国率先使用国内概念取代了国民概念，后续在国际上慢慢推行开来。显然这是经济全球化的必然要求，能简化统计的难度。中国境内生产的美国跨国公司计入中国 GDP，但并不构成中国国民的收入。不过它依然能表明中国境内的生产能力。一个小国或相对落后的国家，其 GDP 可能很大一部分都由外国资产组成，这也是诸多第三世界国家显得“繁荣”的原因。但是该国 GDP 在世界上的排名就并不能正确衡量该国国民的收入和消费水平。这种操作有掩盖南北国家之间价值转移的嫌疑。
其次是“生产”，与“收入”相对。任何一本经济核算或宏观经济学教材都会提到，GDP 有三种算法，理论上三种统计方法得出的结果应该是一致的，分别是“支出法”、“收入法”和“生产法”，其分别是国内的所有消费、国内不同要素的总收入和生产过程的总增加值。所以生产和收入视角，结果应该相同（也正因此，所以国内生产总值的核算依然遵循传统称为“国民收入核算”）。但实际上，两种不同的视角会产生完全不同的理论后果，就仿佛从两个不同侧面看一个物体得出不同结果一样。这种不同视角的争议最初发生在西蒙·库兹涅茨（Simon Kuznets）和米尔顿·吉尔伯特（Milton Gilbert）这一对师徒身上。库兹涅茨从“收入”的角度出发，认为国民收入核算的本质是使用收入近似衡量本国国民的（能从市场中获得的）福利，而政府收入显然是对国民收入的一种扣除（除了属于收入再分配的部分外），不应该计算在内。但是吉尔伯特从“生产”的角度认为，政府所购买的产品是本国生产能力的体现，理应计入社会总产值中。库兹涅茨明确认为自己倡导的核算工作包含着一种道德主义和特定的哲学观念，而不是为政府服务的工具；而吉尔伯特则认为经济核算应该是对生产能力的客观衡量。后一种观点成为了主流，并且深入了民众的意识中。接受了当今经济学教育的读者们可能会很惊讶，竟然政府支出是否计入 GDP 也存在争议。后文我们会详细探讨政府支出如何计算。
最后是“总值”概念，与“净值”相对，即包含了折旧在内的值。之所以使用总值而非净值，最主要的原因在于资本折旧难以统计拆分，并且在战争中折旧也是一种可以投入战场的资源，所以核算总值比净值更重要。但这种不同并没有引起理论上的困难，本文将不再讨论。
GDP 的“Product”，是一种非常奇怪的语法。中文中的“总值”，给人留下的印象是一大堆商品使用某种值加总的结果。但英文的 Product 使用单数形式，留下的影响则是一个社会共同生产了一整个产品，这种产品是同质（或无质）、只有抽象的量的神秘东西。前者会让人自然质疑不同大堆商品相互比较时的可能性。例如美国和中国生产完全不同的商品，并且有完全不同的生产结构，其“总值”是否能够相互比较或如何相互比较呢？而后者留下的印象则是，世界上所有的国家都在共同生产一种 Product，可以没有区别地比较不同 Product 的大小（并且暗示谁的量大谁厉害）。然而，这种 Product 到底是什么、它衡量了什么？最初一看，GDP 好像是一种简单而平凡的东西，但对 GDP 的分析将表明，它却是一种很古怪的东西，充满形而上学的微妙和神学的怪诞。如果说马克思所说的“商品拜物教”不是意指这种人类对自己创造物所感到的神秘性和晦涩性，又会是什么？
GDP 的思想史
第一次国民收入核算通常会上溯到配第。配第第一次为英国国民收入进行核算的目的与凯恩斯类似，都旨在讨论如何筹措战争经费，因此涉及到税基问题。他提出了劳动价值论，其背后的政治目的是指出，正在上升期的资产阶级和雇佣劳动者阶级已经是重要的税收来源。对于配第而言，国民收入核算不存在任何晦涩的意义，它不是一种理论兴趣，而是有实实在在的政治目的，这一目的就是征税和战争，所以他将他的核算方法称为“政治算数”。可以顺带一提的是，正是他的这种方法将人当作了一个冷冰冰的数字（例如一个人一生可以带来多少价值，超过这个数目去为他治病就是不值当的），并且将生命和一切给人生带来意义的东西都化约为一个数字，并且可以进行成本收益分析。这种意识形态影响持续至今。
然而，在 19 世纪政治经济学理论大繁荣的时代，国民收入核算却沉寂了。从后来者的视角我们可以轻易看出一些端倪：在资本的社会权力和市场的力量还不发达的 17 世纪，资本主义的建立需要一个强权国家或专制主义国家（absolutist state），它在政治上就需要对经济活动有细致入微的掌握与把控。这种现实或实践的要求促生了国民收入核算的形成。然而到了斯密的时代，现实的资产阶级革命开始反对国家的特权，在观念中表现为经济学家自觉反对国家干预市场活动，国民收入核算作为国家干预市场的手段，自然受到了忽视、冷落。然而，在 20 世纪 30 年代，市场突如其来的痉挛、癫痫——大萧条爆发了。从李嘉图开始，任何鼓吹市场能够从危机中自动恢复的自由主义者的学说都破产了，国家这个“守夜人”必须出动，国民收入核算的必要性复活了。
科林·克拉克（Colin Clark）是配第精神的继任者，他批判当时经济学只注重理论推理而从未考虑社会现实，缺乏现实基础。他从配第身上学到了核算的方法，并指责斯密引导经济学走偏了方向。他对任何理论都非常谨慎，认为只有数据可以说话，因此他的一生并未提出任何理论框架（哪怕当他转而研究经济增长后）。直到后来在凯恩斯的影响下，理查德·斯通和詹姆斯·米德才为他的核算方法提供了一种系统化的框架与理论体系。克拉克自觉地为政治服务，政府需要利用这些数据观察经济并提出政策。他甚至认为经济学下属于政治学。可惜的是，他的工作并没有受到英国政府的认可。
远在大洋彼岸的美国，库兹涅茨几乎在同一时期开始了国民收入核算工作。但是他并没有配第的理想，他认为国民收入核算的结果应该展示国民的生活水平，而不是为了政治服务。这显然是新古典经济学的观念，即认为经济生产的目的是为了满足人类消费（与之相比，马克思则明确指出资本主义的目的是获取剩余价值，满足人类消费的使用价值仅仅是副产品，因此人类应该团结起来跨越这种生产关系）。所以他为《社会学研究百科全书》所写的“国民收入”词条中，认为国民收入包含一个主观因素：“经济过程带来的满足感”。吉尔伯特后来批判这种思路是为“国民生产核算添加了不应该包含的道德维度”，而国民生产核算只应该表明一个国家的生产能力。并且，由于战争开支显然不会带来效用，库兹涅茨的核算方法在战争期间也不能很好地起作用。正是这个原因，美国商务部很快抛弃了库兹涅茨，后来他的研究在政治上再也没有起过重要作用。
上述说明是对 GDP 形成思想史的一个极端简短、甚至有些扭曲的回顾。但是我还是希望传达一个观念：GDP 从诞生之初，就带着政治干涉的影子。许多国家在推行国民收入核算时都受到了阻力，因为统治者并未看出这种计算有什么意义。直到战争到来，统治者需要更细致地观察经济体时，国民收入核算的意义和必要性才显露出来。
二战期间，美国通过国民生产核算，成功计算并调控社会的生产过程，在不严重影响居民正常生活消费的同时，转化生产结构并扩大了国民产出，满足了战争的军备开支。相反，德国的军事领袖则完全不清楚本国的生产能力，历史也见证了这场战争对德国人民造成的深重灾难。这个例子说明，GDP 从一开始就是政府观察、调控经济过程的工具。值得一提的是，这段历史也证明，人类是可以成功调控经济过程的，现实并不是像市场原教旨主义者描绘的那样，人类对经济过程完全无能为力。相反，国民经济核算的目的一开始就是为了“经济计划”。美国为战争所作的计划和企业的国有化（尽管是暂时的）证明了计划的可行性，这也是当时支持社会主义的经济学家之所以充满信心的原因。因为有了系统的产出核算方法，美国政府才得调配和控制不同产业的产出，权衡和统筹消费与战争，不仅保证了军火产出，还提升了国内消费，没有计划这是达不到的 [1]。
但 70 年代的滞胀则打破了凯恩斯主义政策永续长存的幻想。50 年代起，随着战后经济发展，统计技术越发先进，政府对经济过程的观察也越发透彻，经济学家都认为世界进入了“富裕社会”，经济周期永久的消失了。经济停滞和衰退打破了这种幻想，政府的计划和调控好像都不管用了。马克思主义者会宣称，这是因为资本主义的本质，当私人占有生产资料和社会化大生产的矛盾持存时，任何调控都只能暂时解决问题，经济周期还会不停出现。市场原教旨主义者则认为，政府调控从根本上就干扰了正常的市场秩序，注定带来经济紊乱，正确的做法是让市场自动运行。后续历史的发展选择了后一种观念的道路。
GDP 批判
（1）GDP 的界限
GDP 仿佛成了解决所有社会问题的灵丹妙药，所谓“在发展中解决问题”，只要 GDP 还在增长，那么一切社会问题都不是问题。然而，GDP 增长究竟意味着什么？GDP 增长能解决一切问题吗？
首先，GDP 天然带有一种客观和科学的特征。计算一个社会的总产出，就好似计算食物中包含的卡路里一样清晰。然而，这是一个错觉 [2]。克拉克谨慎指出，GDP 本身并没有意义，只有长时期历时分析或同时期跨国比较时才有意义。库兹涅茨进一步声称，甚至跨国和跨时期的比较都可能造成误解。他的国民收入核算方法将重心放在了收入上，收入则由特定的分配结构决定，因此不同时期分配结构变化时，或不同国家有不同分配结构时，就不能相互比较。回到引言提出的语言学问题。从中文语境来看，“总值”意味着一大堆商品的合集，当不同国家生产着不同的商品，并且不同国家又不同的分配结构时，那就是不同的商品在不同程度上满足着不同的阶级，显然相互之间难以比较。而使用单数的“Product”，则从暗示的角度回避了这种可比性问题。
例如，现代批评 GDP 的一个论据是，GDP 不能考虑非市场因素对人民福利的影响。对于一个非市场生产占比很大的国家而言，她的 GDP 可能很低，但这并不代表该国国民收入很低或生活水平很差，甚至也不意味着生产力水平很低。单看该国 GDP 很容易造成误解。这意味着，GDP 只是市场经济生产方式下的核算体系，它并不适用于史前或未来其他社会形式。
因此，最主要的问题是问，GDP 到底核算了什么内容？从劳动价值论的视角来看，GDP 归根到底衡量的是一个社会提供的总劳动表现的市场价格。单位劳动创造的价值就是“劳动时间的货币表现”（MELT）。然而，吊诡的是不同国家的劳动时间货币表现并不相同。一些研究者认为这是不同劳动的生产力导致的，另一些人则激进地认为这是帝国主义国际秩序下全球价值链包含不平等交换的证据。总之，这是一个难以解释的问题。从斯拉法的数理模型看，给定技术条件下，分配关系的变化会改变商品的相对价格。这意味着，一个社会产出完全相同，消费的总商品完全相同，仅仅是分配关系变化后，GDP 也会变化。实际上，这确实是对新古典总量生产函数批判的一个理论回音。总之，分配关系的变化会导致 GDP 莫名其妙的变化，进而导致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尽管从物理层面上而言，该国生产的产品完全相同。所以 GDP 究竟衡量了什么内容，至今没有人说清楚。马克思所谓的“商品拜物教”正是在此展现了它最精确的理论内容。
另一个差不多的问题是，生产的含义是什么？哪些算生产哪些不算？一言以蔽之，在市场上交易的内容就是 GDP 核算的对象。但问题在于，很多对经济有重要贡献的现象（例如家务）并不具有价格；另一方面，很多有价格的对象并不是生产过程（例如引言中打赌的例子）。界限应该划定在哪里？
从思想史上说，这显然是一个相当古老的问题。重商主义者认为只有生产白银的行业才是生产性的，重农主义者则认为只有农业才创造国民收入；古典政治经济学则认为只有物质产品才是国民收入，直到马歇尔才明确提出国民收入核算应该包含服务业。苏联的 MPS 体系的“有限生产观”（或物质生产观）建立在劳动价值论基础上，则认为只有物质生产部门才创造价值，而金融、商业等行业的产出仅仅是物质生产部门的转移。到库兹涅茨的时代，服务业占比愈来愈大，但政府支出应该如何核算依然是个有争议的问题。
从上述历史发展过程看，GDP 核算的内容在逐渐扩大。然而，每一次扩大绝对不是出于逻辑原因，而是有政治目的上的考虑。尽管看起来“落后”，但任何一种有限生产观的核算框架在逻辑上是绝对自洽和一致的，例如劳动价值论可以使用价值转移方法研究金融利息和商业或服务业利润。尽管使用价值转移方法统计非生产行业可能相当繁琐，但并不会显著增加核算难度；实际上，由于只有物质生产部门创造价值，核算工作反而变得容易。相反，当代 GDP 的核算中，如何处理服务业一直是一个难点。当提到生产率时，服务业的生产率就像是个形容语上的矛盾，是宾词附错了主词。无论是新古典生产函数还是劳动价值论使用的线性生产函数，其理论对象都是物质生产****[3]****，用在服务业上难免牵强附会。例如，金融业的“生产率”指什么？实际上，金融业的“生产”更像是其他行业的成本，所以 20 世纪的核算长期将金融业当作中间投入，因而不会计入 GDP（实际上，这个部门的增加值是负的）。但 2008 年之后，联合国 SNA 则使用“间接计算的银行中介服务产出”当作金融行业服务的收入，此举使得 GDP 又膨胀了 10% 左右。
所以如何为生产划定边界，并不是统计难度决定的问题，而更多的是由政治决定、也是由一个理论体系背后的方法论和世界观决定的问题。最典型的例子是政府支出。对于克拉克和库兹涅茨来说，政府支出并不给人带来福利，理所当然不应该划入“生产”中。很大一部分政府支出其实应该看作中间投入，这些支出本质上是为了生产过程服务，因而只是最终消费品和服务的“社会成本”。如果将这些成本也计入 GDP 则会包含重复计算。这个逻辑和前面提到的金融行业的例子是完全相同的。金融行业只是为了社会化生产过程服务的中间投入，它从未给人带来“效用”（除非以一种非常不讲理的方式定义效用），从新古典的视角看，出于一致性的考虑应该将它当作社会成本而非产出。正如库兹涅茨指出，“从一种启蒙的社会观点看，商业广告、金融和政府军事支出，都应该看作成本而非产出，因为他们与其说带来了福利，不如说造成了福利的损失。”
然而，放在凯恩斯的背景下，事情则完全不同。凯恩斯的目的是为战争付款，因此政府支出当然应该看作产出，否则难以计算社会产品中用于政府支出的部分。所以凯恩斯的社会产出公式中，政府支出是 GDP 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有效需求的重要构成，显然这种核算方式与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出发点不同。最终这种核算方法成为了主流，“生产”视角取代了“收入”视角（因为“生产”衡量社会的生产力，但产出并不一定能完全消费；而“收入”概念则暗示了生产者能自己支配的部分，因此不包含政府支出），库兹涅茨也被美国商务部排挤出局，尽管库兹涅茨从未放弃过对 GDP 的批判。
不过，当政府支出构成 GDP 的重要环节时，造成了一种观念，好像经济下行时政府的支出可以提振经济。从 GDP 的数值上看，这是显然的事实；但是从经济生产的过程和目的看，政府支出却并不一定能为社会带来任何好处，反而可能降低人民的生活水平。同样的逻辑也一定可以适用于其他的行业。金融业计入 GDP 后，美国金融业的增长一度成为了 GDP 增长的重要动力，但是金融行业繁荣并不意味着实体经济或生活水平的提高。对于任何一个行业，都可以做如此的批判，哪怕是钢铁行业这种对当代经济活动极端重要的行业。归根结底这是因为，GDP 的增高并不是福利的增高。生产本身并不是目的（尽管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生产本身或资本增殖成了倒错的目的），它应该为了人民生活服务，当代社会却完全以 GDP 增长为中心。手段成了目的——19 世纪马克思指出的资本主义的颠倒，在 100 年后作为数字拜物教浮现出来了。
对于熟悉投入产出表的读者，我们可以使用投入产出表来说明这一逻辑。设存在两个部门，第Ⅰ部门是生产性的，第Ⅱ部门是非生产性的。后者可以是政府支出、金融业支出等等。第Ⅰ部门使用 50 单位谷物产出了 100 单位谷物，其中劳动者获得了 30 单位。第二部门使用第Ⅰ部门 5 单位产品（例如政府购买的产品，银行的营业开销等），并且提供了 10 单位的服务（例如政府提供的基础设施建设，银行提供的咨询服务等）。第一种方法将第Ⅱ部门视为非生产性的，因此投入产出表应该写作：
第二部门消耗了 5 单位投入（例如政府的军事开支），这是对净产出的扣除，因此 GDP 为 45 单位谷物。而它提供的服务只是生产性部门的中间投入，因此不论为多少也不会在 GDP 中体现出来。而上文提到的第Ⅰ部门转移的 10 单位谷物则应该从资产账户单独计算，只是价值转移过程而不影响 GDP 总量。从这种视角看，第Ⅱ部门就是对收入的扣除和消耗，如果它确实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必要的，那么就是一种“必要之恶”。
第二种方法将第Ⅱ部门看作生产性的。凯恩斯支持将政府支出记为 GDP 的组成部门，或者现代金融核算方法使用“间接计算的银行中介服务产出”将金融收入计入 GDP。可以写作下表：
显而易见的区别是，现在政府的 10 单位服务被记入了最终使用而不是中间投入中，因此 GDP 不再是 45 而是 55 单位。如果将第Ⅱ部门理解为金融，则相对而言处理更加特殊，涉及到资产转移（放贷利息收入）如何计量的问题，但本质上都是如何看待这些产出的问题，是视为一个社会的中间投入还是最终使用的问题。这显然仅仅是一种数字游戏，但背后隐藏着是社会对不同生产的不同标准。当将金融机构从其他部门那里分来的利息看作最终使用，并且现代的 GDP 的增长率愈来愈依赖于金融投机，这意味着社会对投机的认可和支持；同样，当政府支出直接影响经济发展状态时，一个国家积极对外侵略、提高政府支出，结果也可以提振经济，尽管国内人民的生活却可能受到阻碍。这意味着，政府在统计核算时的一个“无关紧要”的选择会直接影响人类整体的行为。如果说这不是拜物教，那么会是什么呢？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如何重建经济乃至整个世界格局，成为了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人们不再愿意看到经济周期的出现、收入不平等、极端贫困等现象。GDP 则为这些问题提供了解药：只要经济不断增长，这些问题都可以解决。所以资本主义的合法性在于承诺 GDP 永恒增长，并且每个人都能分一杯羹。因此，哪怕在 70 年代后国民收入核算与经济计划或凯恩斯主义政策脱钩之后，当核算不再用于政府积极调控经济的过程之后，GDP 依然保留下来了——因为它必须通过它的不断增长来掩盖许多社会问题，以至于为政权提供合法性。这是 GDP 的第二个政治性质。在上一节我们提到了第一个政治性质，即 GDP 具有直接的政治功能，它为战争和其他政策服务。我们指出，因为 GDP 受到政治干扰，所以划定的生产边界相当随意；本质上，这就是因为 GDP 已经成为一个政府合法性的标志，政府需要通过各种技术来包装 GDP。
这就是为什么，尽管不会对生产产生任何直接的实质影响，但政府总是倾向于操纵国内数据。对中国数据真实性的抨击一直甚嚣尘上，这难道不也是因为 GDP 的政治功能吗，即政府必须使用这个数据维持它表面的合法性？
（2）其他批评
不少人（尤其是新古典经济学家）还是意识到了，GDP 并不能表明人的幸福感和生活水平。在环境问题日益严重的今天，GDP 也忽略了环境破坏造成的成本（相反，治理环境污染的支出竟然还会提高 GDP）。这些批评都是正确的，正如上一节指出的，GDP 的拜物教性质意味着，必须将这些东西例如环境成本、福利因素放进 GDP 中，人类的社会行为才能受到调控。但是在我看来，一些批评的声音可能走错了方向。GDP 从始至终都不反映社会福利，也从未打算反映社会福利。至少从目的而言，GDP 是为了衡量一个社会的生产能力，让政府可以调控与观察经济发展情况。企图通过添加不同内容让 GDP 变得无所不包的操作只会让本就不客观的数据变得更容易受操纵。正确的做法或许是采用替代或补充的指标。
人类发展指数（HDI）作为一个替代指标目前已经得到广泛使用，尽管主要是在 GDP 落后的国家，并且也未对政治决策有什么影响。但这个指标也并不是没有批评的声音。由于美国在排名上落后于北欧诸国，所以一些经济学家直言不讳地指出：“HDI 基本上是测量你的国家如何‘斯堪的纳维亚’的”。这说明这一指标相对而言也是异常主观的。然而，难道不能反过来说明，GDP 也仅仅是测量你的国家如何“亚美利坚”的吗？马歇尔计划是 GDP 核算普及于全世界的重要推动者。马歇尔计划的实行方经济合作署署长保罗·霍夫曼说到：“马歇尔计划传递的信息是‘你们可以变得和我们美国人一样’。”这难道没有明确地证明 GDP 的主观性和政治内涵吗？因此我们可以猜测，金融行业之所以加入核算，也主要是因为美国的金融业发展得愈发庞大了，当金融行业加入 GDP 后有利于美国 GDP 领先的优势。
最后可以顺带评价那些计算事前 GDP 的工作。安格斯·麦迪森（Angus Maddison）首次测定了人类历史从公元 1000 年开始的 GDP。这个工作显然相当艰辛，并且令人惊讶：在市场经济占比相当小的时代，竟然可以测算 GDP！尽管对他的工作抱有相当的敬意，我还是必须指出一些疑惑（很抱歉我没有阅读学习他的学术成果）。测算史前 GDP 从技术上和理论上来说都是成立的。本质上核算 GDP 也就是将生产的产品赋予一个市场价格并加总起来。然而测算市场经济不发达的古代 GDP 时必然存在下面两个问题：第一，哪些产品应该计入 GDP？按照今天的核算方法，非市场交易与产出不计入 GDP，因此将古代非市场产出计入 GDP 时，必然会在不同的非市场产出中划定一条随意的界限，主观性就会非常大。第二，产品价格应该如何划定？显然随着时代变迁技术进步，产品的生产难度变化很大。当一个产品根本不在市场上交易时，这种商品的价格应该如何“科学”估算？这些估算势必造成计算结果不准确和过于主观。更重要的问题是，这种核算的意义在哪里？它能够说明人类生产率的进步吗？
总结
本文的核心内容可以总结为：GDP 远不是一种客观和科学的计算指标，它的计算受到政治目的的影响。哪些内容应该计入哪些不应该，应该如何计算等，都表明了政治的主观干扰。随后，我们可以做出一个冒险的推论：当代生产关系是资本主义的，所以 GDP 是代表了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指标。在各种不同方面，都可以看到统治阶级的影子。
当代生活可以说是围绕着 GDP 构建起来的。GDP 可以说是一种“纯粹意识形态”：它暗示着一种承诺，承诺幸福生活、国力强盛、安居乐业，但实际上它并不包含这样的内容。所以，最关键的问题就是 GDP 到底在衡量什么。经济学中常用 GDP 表示总产出，从而也用 GDP 增长衡量技术进步。但由于 GDP 中包含了很多和物质生产无关的因素，经济学家更需要警惕理论和实际核算对象的不一致。新古典经济学还认为 GDP 应该衡量效用，尤其是福利经济学家庇谷直接宣称货币衡量的就是“经济福利”。但事实上，这一思想很难和国民收入核算工作接洽。当代的国民收入核算实践中出现了很多逻辑上的悖论，大多也与这种思潮有关。例如，当一种商品质量上升时，理应带给消费者更多效用，但这种商品的价格却可能有所下降，即用货币反映的“效用”反而减少了。从反面来说，许多 GDP 核算之外的活动和环境变化也可以在 GDP 不变甚至下降时提高 GDP。再比如前面已经提到，库兹涅茨反对金融业和商业广告等收入或产出计入国民收入中，这是因为这些产出不如说是“负效用”，是社会的成本而不是产出，但现在金融业的产出反而占 GDP 的很大一部分，并且成为了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
而由于 GDP 达不到衡量幸福的目标，越来越多人感觉到这个指标是无意义的。2008 年金融危机之后，许多民间团体、经济学家甚至国家政府在积极地寻找能代替 GDP 的指标，例如寻找能有效衡量自然环境成本的计算方法；或者寻找能衡量公民幸福度的指标。表面上看，这是因为 GDP 确实存在缺陷，它不能很好衡量效用。但问题在于，选择何种指标依然是从政治利益出发的，因而也不可能是客观和科学的。替代 GDP 的声音在 GDP 增长乏力的时期最大；美国一度想选择衡量收入而非生产的 GDI（Gross Domestic Income）代替 GDP，只因为在 2011 年 GDI 比 GDP 增长更快。同样，人类发展指数教育水平、人均寿命和经济水平的综合指标，但在中国一直声音微弱，也是因为中国在这一指标下排名很低。（难道因为排名低而闭眼不看，中国社会就能发展更好吗？）同样，尽管现在已经有非常多丰富的指标供政客选择，但显然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选择 GDP 才是最安全的。
而从古典政治经济学，GDP 实际上应该表明人类改造自然的物质生产能力。如果服务也可以看作一种资源（但它不能储存，和物质财富明显不同），找到合适的方法也可以将服务看作产出。但归根结底古典经济学视野下的“财富”只是一个国家的生产力水平，而不表明效用或幸福感。所以当代企图修改 GDP 含义的做法与国民收入核算的出发点相悖，可能并不会有明显效果。
最后可以提到一个值得深思的现象。在 GDP 全面获胜后，经济学家也逐渐成为了政府部门必不可少的“专家”。GDP 是一届政府的目标，经济学家就是帮助他们实现这个目标的人。曾经经济学家仅仅是研究社会整体其中一个方面的学者，并不承担政治任务（尽管他们都有自己的政治立场），而现在的经济学家则必须为政府部门给出政策建议。他们从民间的哲学家变成了政府部门的技术岗专家。经济学和政治合法性绑定了起来，可以说承担了中世纪教士的作用：为统治和统治阶级意识形态提供合法性。经济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本应该像（也曾经确实像）所有其他社会科学一样，充满方法论、立场等的理论争鸣，而现在却好像只有一种经济学方法。或许也是由于经济学和政治媾和，经济学的争论直接成了对政治路线的质疑，从而也不再允许。
注释
[1] 一个不算秘密但被刻意忽视了的事实是，美国比中国先采用了配给制（例如粮票等），目的是暂时压抑消费，以满足军事目的开支。战后被压抑消费需求爆发也是黄金年代的一个成因。这是战争期间调配资源的可行手段。但配给制竟然成了中国计划经济历史上的最大“黑点”。而最终经济计划这一对人类社会有莫大帮助的工具却（至少是名义上）扫进了历史垃圾堆。
[2] 我宁愿冒险宣称这是一种意识形态骗局，是一种有意造成的结果，尽管发明者（例如美国政府）已经不再能够随意地用这种“骗局”操控民众心理。因此它不是一种“阴谋”或“丑闻”，而是意识形态。
[3] 所以我想冒险提出这样的命题：国民经济核算是以古典政治经济学和劳动价值论为基础。它只适用于物质生产的核算，强行改造只会让它变得畸形。克拉克确实是古典经济学（以配第为滥觞）的继承人，他将古典经济学的成果以符合时代精神的形式重提出来。但现在非物质的产出占比极大，但这些行业的核算或多或少都有统计上的问题。例如，服务的“生产率”意味着什么？相同服务费用下，律师打一个冗长的案子和打了多个简短的案子生产率相同吗？医生治疗一种疾病是否应该视为“产出”？金融系统承担的风险能否看作“生产”或“服务”？一旦仔细思考，就会显得 GDP 中“有水分”，好像一点也不科学。而这些难以统计的地方也给政府的操作留下了空间。